伦敦、新加坡、成都……谁在定义公园社区

2020年09月28日 成都写字楼信息网 来源: 每日经济新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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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成都的定义,公园社区是在美丽宜居公园城市中,由政府、居民、社会力量共建共享共治,服务于生活人群和产业人群,“人城景业”融合共生的城乡空间和城乡治理基本单元。
上世纪末,一场文化转型在芝加哥悄然掀起。“锈带”的余烬尚未吹散,那些未能赶上产业转型快车的工厂工人却已然开启新一轮创造——出于对生活的向往,不同文化在芝加哥重叠、分散,嬉皮士、雅痞、都市型男、兄弟会等社群聚集形成了文化风格各异的社区。新任市长理查德·M·戴利顺势而为,散落在城市中的自行车道、花园、独立摇滚和后现代主义建筑为芝加哥贴上“优雅”标签。

在当时美国有关“未来社区”的大论战中,芝加哥描绘了一幅与主流观点完全不同的图景:未来社区并非仅剩下传统制造业城市破产后的破败景象,它还可能代表一种改造城市的力量。

类似的故事正在国内上演。

面对未来社区的建设需求,一种全新的“公园社区”正在成都快速营造。

根据成都的定义,公园社区是在美丽宜居公园城市中,由政府、居民、社会力量共建共享共治,服务于生活人群和产业人群,“人城景业”融合共生的城乡空间和城乡治理基本单元。

其背后是这样一种逻辑:作为特大城市“爆炸”式发展的参与者,社区与城市间治理与发展的并存关系愈加明显。

这不仅解答了成都近年来以宜居生活之城频频走入国际视线的原因,更透露出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的具体路径。

早在2017年,成都即开全国先河,设立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。按照成都的理解,随着工业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,推动城市发展从工业逻辑回归人本逻辑、从生产导向回归生活导向,传统社区空间正向融地域、生活、情感、价值等于一体的“场景”延伸。

成都希望,以场景营造为着力点,使社区成为“市民的美好家园”,同时也成为“城市的第一会客厅”,不只是有“秩序”,同时也要有“活力”。

成都绿道

9月25日,2020成都新经济“双千”发布会公园社区专场活动即将举行,线上线下同步发布有关公园社区的100个新场景100个新产品。

未来的新型社区,作为多维度场景的有机集合,不仅以其舒适的空间品质塑造着市民的社会生活,更将以其独特的文化风格和美学特征,影响着城市的发展方向。

社区“定义”城市

社区是何时开始参与城市建设进程的?

一般认为,社区与城市的新一轮发展密切相关。

在伦敦,上世纪下半叶,由于大量人口涌入,不仅推高生活成本,也改变了市民原有的生活模式。新与旧的冲突下,新老市民均面临城市身份认同的危机。作为吸纳人口进入城市的“海绵”,社区的“声音”从城市四处响起。

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位于泰晤士河南岸的硬币街社区城市更新项目。

当时,当地老工业区即将迎来商业化改造,老住宅被新酒店取代。当地居民出于对失去居住地的担忧,发起成立名为“硬币街行动小组”的社区自治组织。它不仅及时解决了当地人的居住危机,还唤醒了居民集体意识。与泰晤士河北岸金融城氛围完全不同、以手工业和创意产品为特色的街区由此诞生。

与过去的城市发展模式不同,一种自下而上“渗透式”的打造方式伴随社区的振兴引入城市。

在对场景展开研究时,多伦多大学社会学副教授丹尼尔·亚伦·西尔发现,由于不同的人喜爱不同的场景,场景特色决定了什么样的人在何处生活,也塑造了不同的居民社区形态。社区带来基于地方情境(Local Context)的凝聚力,城市作为提供场所的载体,也因此被社区文化所改造和重构。

成都街头

另一个例子发生在大洋彼岸的纽约。20世纪70年代,有关城市文物保护和绿化的运动先后在社区层面开展。这些运动不仅整合了社区资源,同时也为城市带来新的文化特质。

为何社区会主宰此轮城市发展的路径?

若将目光投向同一时期的日本,旨在恢复城市文脉和环境的“都市复愈”行动,刚刚拉开帷幕。与伦敦和纽约不同的是,政府充当了主动角色,推出“社区推进计划”。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许懋彦等人研究指出,其不仅缓解了政府财政压力、推动了长期人力和治理投入,更重要的是,居民参与能充分照顾在地性,实现都市持久活力。

换句话说,伴随城市的发展,政府与市民的关系已经发生转变。依赖于市民参与而生的社区,能够在政府与市民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—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在新一轮城市发展中,社区不仅将定义城市特质,亦在标定城市的发展方向。

生活方式革命与公园社区路径

眼下,城市的发展逻辑正迎来新一轮深刻变化。

十余年前,“临时城市主义”开始受到学界系统性关注。经典论述来自齐格蒙特·鲍曼(Zygmunt Bauman),他认为,当代社会已经从“稳固的现代性”(Solid Modernity)发展成为“流动的现代性”(Liquid Modernity)。由于变化是流动社会的一种常态,城市与城市居民需要寻找新的方式加以应对。

与此相对,“地理已死”和“无地点性”的论调,开始居于主流。

英国“生活方式”杂志《Monocle》创始人、董事长泰勒·布鲁尔曾反复传输一个观点:由于技术革新让从事创意行业的人不再受工作场所的束缚,并由此形成“全球游民”。在他们身上,与地点的“缺失”并存的是对地点另一些特质的重视——那些过去因错失先发优势而被埋没、但在提高生活品质上极具优势的城市,走进他们的视野。

成都街头的外国游客

去年,很少来到中国内地的泰勒,选择将《Monocle》城市论坛落在成都。

同年,一场关乎社区治理的大会在成都召开。在外界看来,这既是成都两年多社区治理的一次总结和再提升,又是成都在建设公园城市、提升人本城市水平的具体表现。

生活方式革命与公园社区的建设理念,巧妙地在成都“相遇”。

围绕公园城市理念,成都形成公园社区规划建设的“163”总体思路——

一个核心目标,即将公园社区规划建设成为复合开放、安全绿色、共享共治的公园城市基本单元。

六大总体要求,即功能复合促共联、开放活力促共栖、绿意盎然促共赏、配套完善促共享、安全韧性促共济、多元协同促共治。

三类社区引导,即城镇社区、产业社区以及乡村社区。

成都锦城湖

这意味着,公园社区处处体现着人对品质生活的需求。而在公园城市建设的总体要求中,社区治理正是当前城市极速发展中,以人为着力点,最细微但也最奏效的手段。

十年前,新加坡曾将从建国以来的“花园城市”定位改写成“花园中的城市”,更突出城市生态、资源等对于人的可及性,将人本理念进一步升级。去年,新加坡再次聚焦社区,在新一轮城市总规意见征集案中提出走向社区化的CBD,将进一步发挥社区带动城市发展的功能。

在此时间节点下,因宜居生活接过社区发展的“接力棒”,也意味着成都将有望“领衔”全球城市展开有关社区发展的新一轮探索。

未来社区方法论

当下,国内已有多地开始布局面向未来的社区。呼应新要求,成都的公园社区思路,也将探索出独具特色的方法论。

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,公园社区建设基础开始发挥作用。数据显示,作为服务人口超过2100万的特大城市,成都累计本地感染率为十万分之1.02,居千万级人口城市末位。社区展现出应对特殊情况的“韧性”,为成都赢得了经济快速反弹的发展空间。

成都夜景

而在成都的布局中,社区不仅是治理场所,还是发展场景。

三年前,成都在全国范围内率先设立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。在随后其他城市设立的类似机构中,少有同时包含“治理”与“发展”两项职能。

聚焦社区发展,也是推动社区定义城市、探索城市发展方向。

如何发展社区?成都强调的一个关键要素是“场景”。

9月25日,成都即将举办2020成都新经济“双千”发布会公园社区专场活动,线上线下同步发布有关公园社区的100个新场景100个新产品。根据主办方发布的信息,当天现场将设置智慧居家场景产品区、生活消费场景产品区及公共服务场景产品区等,联动电信、华为、喜马拉雅、天府市民云等企业进行展示。

通过这些场景,公园社区的能量将得以更大程度发挥。

事实上,在此前的规划中,成都已提出实施城市场景创新计划,推动场景营造与城市规划之间的统筹衔接。每个区、每个街道都有属于自己的计划,让公园社区开口“表达”,城市也将更加多元、更为包容,更满足每个个体的需求。

成都方所

而在西尔看来,场景还将促进社区感的形成,进一步调动社区居民的活力和创造力。

他发现,在美国伊利诺伊州一座城市,当地政府通过打造场景、发动市民进行园艺活动,让他们走出房门、共同劳动,或者开放图书馆前、公园中的空间,将室内艺术展、甚至是市民家中的装饰搬到户外。一系列简单的创举,让城市得以恢复活力。

最新的研究显示,创新因子也越来越多地诞生于这些散落在社区的场景中。

如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邓智团等人发现,在以创新创业集聚推动的新一轮城市创新发展进程中,涌现出所谓的“创新街区”现象。如美国剑桥肯戴尔广场(Kendall Square)、美国纽约硅巷(Silicon Alley)、英国伦敦硅环(Silicon Roundabout)和西班牙巴塞罗那22@街区(22@ Barcelona)等。

这种面向未来的“嫩芽”,也将同样酝酿在公园社区的土壤萌动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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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: RL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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